奇幻RPG《暗使》PC版将于10月24日推出
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使人们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
否则，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必然陷于崩解。[6]192法国大革命这一最显著的例子表明，那种认为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近代欧美政治革命中，近代西方的分权理论反映了近代西方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法律机理，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要求，进而成为近代西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法权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种法律调整目的与结果之间的种种复杂情形，似乎给法律调整过程打上了神秘化的印记，仿佛是偶然性在支配着法律调整过程。普鲁士邦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改良愿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
[6]182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两种作用型态表明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固然表现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功能属性，反映了政治权力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复杂状况。[7]157-158 在晚年通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从而确证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价值意义。行动中的法律就是情境中的法律，法官所面对的当事人并非是关于当事人的一堆信息，例如，姓名、年龄、住址等，而是活生生的人。
四是文本意识，法官更关注法律文本、书面文字和证据，对于未经证实的资料，法官不会采信，甚至不会作为自由心证的来源。三、事实认定的人类学思维 在司法过程中，人类学思维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阶段都会发挥作用。例如，除了看得见规则以外，更注重看不见的习俗和其他社会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文化相对主义，但也是文化融合。
因此，中国推崇的是像宋鱼水法官那样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对当事人和声细语的办案方式。就人类学而言，就是要让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证明材料成为证据，或聘请人类学者作为专家出庭作证。
五、法律人如何理解文化冲突 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冲突带来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宪法》第四条中也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当司法裁判越来越多地面对跨文化冲突时，人类学者进入法庭也就十分常见。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
有强大人类学传统的欧美国家已经培养出一大批人类学者。对法官来说，法律要求保持中立，法官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理解而是判断，要在证据和法条的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也就是他者的行为进行客观判断。例如，200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刮痧》，讲的是美国华人给孙子刮痧，但被指控虐待儿童，从而引发了一场诉讼。但正如前所述，后果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并不存在取代法律理由的问题，后果考量本来就不是法律推理和法律逻辑的范畴。
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与后果考量密切相关。法律人面对文化冲突，就是要去理解，而不是固守原有的立场和原则。
但几乎没有空间留给大法官们最想知道的信息——更宏大的背景，以及判决对一方当事人或另一方当事人的可能影响。例如，大多数人类学者都对一夫一妻制持保留态度，认为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婚姻制度各有不同。
再如，一项关于藏区赔命价的研究表明，赔命价并非藏区的普遍风俗，而只是部分藏区的做法。这类意见书的篇幅一般限制在9 000字以内，内容并非重复当事人的诉状，而是提供对诉状有补充作用的有益且相关的信息。如莫斯在研究爱斯基摩人时指出，他们的司法制度随着一年夏季和冬季的交替变化而变化。这可以说是要求法官在客观判断和理解他者之间做了折中。例如，法官在进行刑事审判时，肯定会考虑如果重判哪怕是对当事人正常的定罪量刑，自己会不会受到打击报复，会不会受到所在熟人社会中的压力。二是平等意识，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至少形式上是平等的，法官对待当事人应当一视同仁。
张剑源在研究司法裁判时，就提出要发现看不见的事实。如果法官只做客观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冷冰冰式的旁观者姿态，这不符合人民司法的本质和司法为民的宗旨。
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援引并借助社会科学家们的意见，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宋鱼水自己也说：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是以善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例如，当司法越来越多介入医疗纠纷处理，从医学人类学的立场来看，这会让患者在面对西方科学医学时失语之后，再次面对现代法律机制的二度失语。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
除了司法和立法以外，人类学者还积极投入社会运动，甚至对抗行政执法。在法解释学的思维体系中，也是将后果考量尽可能地纳入法学方法论之中的。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由于地区差异及其风俗习惯的不同，也会导致纠纷。这需要强化社会科学论证，特别是对前因后果或是因果关系进行细致考察。
（二）裁判中如何使用语言 当事人和法官使用什么语言会深刻影响裁判结果。不要认为这种理解式的人类学思维与法律思维就截然对立。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就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必须承认，引入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扩展事实认定的边界，这些都是需要司法成本的。
参与观察就是融入其中，甚至共同生活，不仅要移情，更要动情。实际上，波斯纳提出法官面对着审判的外在和内在复杂性，更需要考虑系统后果。
法律其实预留了共存空间。就像法律人喜欢裁剪事实，追求普遍正义一样，民众更关心全部事实，关注社区伦理和个案正义。当事人对司法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往往受制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婚姻、生活习俗等因素。第四，通过法庭之友意见书发挥作用。
在司法过程中如何认定事实？法律人的训练与人类学的视角会很不一样。整体论视角是法律人将自己纳入社会情景之中层层推进的范围想象（image of sphere），而不是地球想象（image of earth）。
在新时期，法官如何深入调查案件，仍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能够表达出纠纷背后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因此，如何总结深化本民族语言的诉讼经验才是更紧迫的工作。
例如，判例法传统的美国的证据准入门槛较低、而制定法传统的中国的证据准入门槛较高，这些直接决定着社会科学能否进入诉讼程序或进入诉讼程序的程度。不一定看重文本，而是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理解事件。
